古籍善本是中华文明传承的重要载体，也是其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。 我国的传世图书经历了漫长的历史长河，书籍的版本问题无疑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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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么，我国古籍版本学肇始于什么时候？有哪些主要讲究和学问？对文化传承有何意义？

在中国数千年的文明史里，一向有着“盛世书聚、乱世书散”的现象。如在汉朝时期，刘向、刘歆父子校订群书，成《别录》《七略》，集书三万三千卷；曹魏时期，郑默、荀勖制《中经》《新簿》，合书近三万卷；唐朝初期，殿藏图书近九万卷，极一时之盛……

古籍《遵生八笺》书影。

宋代以后，随着雕版印书的渐次流行，抄写不再是图书的主要传播途径，书籍的规模存量得到飞速跃升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很多图书不断被修订、重刻、再印，由于编辑者取舍不同、制版者水平参差等因素，同一图书因为版本不同而出现或多或少的差异，其中也难免出现文字遗漏错谬等现象。

为了确定古籍的原本、真本、善本，版本学也由此应运而生。

顾名思义，版本学研究的是图书的不同版本，并从各自的差异中理出内在的传承脉络。从广义上说，版本并不只是雕版印书的刻本，其中也包括写本、活字本、套印本、插图本、石印本等。事实上，版本学早在先秦时期就有所萌芽，如《墨子》中有“良书”的说法，而西汉河间献王刘德提出“善书”概念，首次就内容、字体、年代等选书标准作出阐述。魏晋南北朝以后，由于佛经的流入，因翻译而引发的同书异本现象更为普遍，其中就出现了“正本”“异本”“定本”“前本”“旧本”等版本学专用术语。

两宋以后，随着雕版印刷术的普及和图书的大量涌现，文献整理活动空前活跃，这也为版本学的确立提供了强有力的实践支持。在此时期，“广勘异本、择善而从”成为版本学实践遵循的基本原则，其中对 “何为善本”也有了成熟的理念。如诗人陆游提出，“善本”不必尽是“古本”“旧本”，年代久远不是善本的唯一标准；理学大师朱熹也提出，善本应取决于“文势义理”而“无论官私”，官书未必尽善尽美，私人编书也同样有精品。在版本学的两大核心内容，即鉴定古籍版本和考订版本源流问题上，宋人也多有开创之功。

古籍《东坡先生易传》。

清代以后，随着考据学的兴盛，加上校勘、辨伪、辑佚、训诂等诸学蜂起，版本学也迎来了高度繁荣的时期。这一时期，既涌现了一大批的版本学大家如钱曾、黄丕烈、钱大昕、顾广圻、孙星衍、吴骞等，同时也涌现了大量的版本目录和善本目录，前者如毛扆《汲古阁珍藏秘本书目》、季振宜《季沧苇藏书目》等，后者如钱曾《读书敏求记》、曹溶《静惕堂书目》、朱彝尊《潜采堂宋金元人集目》、徐乾学《传是楼宋元本书目》、黄丕烈《百宋一廛书录》、于敏中等《天禄琳琅书目》、瞿镛《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》等，堪称鼎盛一时。

作为中国首部提要式古籍善本书目，钱曾的《读书敏求记》颇值一提。在该书中，明确著录的版本有近二百种，其中部分刻本还记叙了刊刻的经过、地点、时间、工匠等。此外，书中对版本形式包括字体、墨色、纸张、印章、版式、题跋、装帧等也有详尽的描述。

在同时期的版本学家中，钱曾藏书丰富并推崇宋刻本，主张刊刻古书必须精于校勘并注重版本比较，择优择善才能精益求精。在清代版本学上，钱曾的《读书敏求记》有着重要的地位，开创了善本书录的著述方式，也为后来的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起到开山引路的作用。

由于清代版本学的巨大惯性，民国时期虽然国学衰弱，但仍旧涌现出缪荃孙、叶德辉、王国维、罗振玉、钱基博、傅增湘、张元济等著名版本学家。这一时期，叶德辉的《书林清话》、张元济的《中国版本学》及钱基博的《版本通义》堪称古籍版本学上最早的三部总论性著作。其中，叶德辉的《书林清话》采用笔记体裁，书中系统介绍了古代图书版本的各种知识，包括版刻的源流及历史，各地的刻书风气，历代刻书的规格、字体、纸张、用墨、工价及图书的装订等，堪称总结性的版本学专著。

对于多数人来说，版本学是一门相当小众的学问，但它对文化的传承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。以《红楼梦》为例，它的成书虽然只有三百年左右的历史，却有“脂评本”“舒元炜序本”“梦觉主人序本”“蒙古王府藏抄本”等诸多版本，而其中的“脂评本”中又有“甲戌本”“己卯本”“庚辰本”“戚序本”等多个版本。

《红楼梦》古籍有多个版本。

在古籍整理中，如何鉴别、保护、利用善本是版本学的核心内容。

首先是古书辨伪。众所周知，中国古代书籍中有不少伪作，有些是无心之失，有些是刻意作伪。版本学的一大任务就是区别真本与伪本，这也是古籍整理的重要前提。

其次是精选善本。通常来说，古籍存世越久，版本也就越多，内容、文字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异，如果偏听偏信，读书治学时难免会走弯路。因此，版本学的贡献就在于择善而从，避免谬种流传，贻误后学。

其三是古籍校勘。在历经数百上千年的流传后，很多古籍被多次传抄翻刻，产生讹误无可避免，这就需要通过校勘来纠正谬误。而在校勘时，应当尽量收全各个版本，然后从中选定一个底本，再以其他版本加以核对，相互比较才能纠谬勘误、存优去劣。如此，对古籍版本研究的深入与否，将直接影响到校勘成果的质量好坏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版本学研究不仅有利于学术文化的发展，对一个国家的文化传承也有着不可低估的价值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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